水乡泽国话陶庄

　　据史志记载，陶庄、汾玉地域，远在春秋时期属于吴、越接壤的槜李（又称长水）之地。陶庄，古有“溪中十八镇，柳溪第一镇”之誉。这句话说出了陶庄最主要的几个密码：水，古老，首善之镇，以及在古镇日渐式微的浪潮中仍然存在的文化脉流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徜徉在水乡泽国中。

关于水

　　陶庄多水。

　　放之于江南水乡众地中，仍然极为突出。自古以来，江浙分治，中间隔了一个大湖：汾湖（在古人文献中经常写作“分湖”）。湖北是吴江，湖南是陶庄。正是这大湖，连同众多的河、荡、港、浜，一起涵养了陶庄。

△汾湖夕照（王建超年摄）

　　如此好地方，自然会聚人。

　　来的人叫陶文斡，不大的武官，官阶为第五十阶的保义郎。南宁绍兴年间（年前），陶文斡由姑苏（今苏州）迁徙至柳溪建庄，居住在净池之东。当时陶庄不叫陶庄，叫柳溪，得名于一条叫柳溪的河流。

　　在陶庄简朴的历史发展中，围绕柳溪形成了日后的集市，其方位一直未曾变迁，而柳溪至今仍存。

△汾湖旧志

　　历史非常有意思：陶文斡虽然是一个武官，却拥有一颗难得的文化之心。

　　他迁居柳溪后，不仅建造了南庄、北庄两个庄园，桥亭相望，繁华显赫，人称陶家庄园，更是作为创始人，建立了陶氏义塾，成为嘉善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义塾。因为这一教育上的开创之功，后人竟将陶庄之名取代柳溪，称呼集市。从中可见陶庄人之钟灵毓秀。

　　那仍然跟水有关。陶庄不仅多水，还多不同的水。作为典型的太湖水网地区河荡平原，陶庄的低洼圩田特别多，境内河、荡、港、浜密布，主要有汾湖、夏墓荡、净池漾、大寨河、太河泾港、梅台港、斜塘等。所有这些水体中，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无数，而汾湖可谓独领风骚。

　　翻检志书，可以看到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遥远故事：

　　吴王阖闾五年至夫差二年（公元前-前），相传伍子胥大军由汾湖北岸渡湖至东南石底荡口，结水寨于此，以备越兵。后称胥滩古渡，又称伍子滩。这一传说暗示了汾湖的一个战略价值：军事要地，并且远在春秋时期即已成为吴越相争的关键所在。

　　日后，在明代，汾湖又成为汉人与流窜入境的倭寇周旋相斗的重要场所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借着独特的湖边湿地风貌和无数条小支流、茂密而幽深的芦苇荡，抗日英雄们钻地入水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业绩。

△《湖隐外史》书页

　　陶庄地处低洼地，又那么多水，历史上水灾频仍，老百姓深受其苦。因之，治水，成为陶庄历史上一个从未间断的主题。

　　治水最早的壮举还是要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大将伍子胥，他在吴国攻打楚国年间（前-前年），开凿了著名的伍子塘，南部接通现在的平湖、海盐塘，北面连接祥符荡入汾湖。

　　开伍子塘，目的除了通伐楚饷道及运盐以富国外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便于低洼地的泄水。这一工程，其福泽绵延至今。

△年红旗塘工程开挖现场

　　此后历朝历代治水不绝，但大规模治水却集中在二十世纪特别是解放后的半个世纪里。根据最新出版的《陶庄镇志》（中华书局，年10月版）记载，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头尾相续，其中比较大的工程有：

　　年12月27日，红旗塘一期工程正式动工，陶庄公社组成水利团参加河道开挖工程；年1月，汾玉公社派民工人开挖反修河，历12天，完成土方；年1月，大寨河工程竣工，共投入工，挖土9万余方。西起小曲荡，东经利生村、陶中村至斜塘，新开河道4.11公里；年12月，陶庄、汾玉出动民工人开挖太浦河工程浙江段，历时2月余；年4月，太浦河浙江段最大的水利配套项目——陶庄枢纽（吨船闸通航能力和二孔节制闸）竣工，总投资万元。年3月17日，省水文勘测局批复，陶庄枢纽水文站列入中国基本水位站网。

以及桥

　　陶庄多水。所以，陶庄必然多桥。

　　在江南水乡，桥称得上是水的一种奇异孪生体。

　　据《陶庄镇志》记载，至年，陶庄年以来建造的村内桥梁达25座，年以来新建的公路桥梁达33座，再加上原有的遍布水乡的小桥，可以说陶庄境内桥梁独多。但这些新建的大部分桥梁，采用钢筋混凝土拱片结构，在建筑学意义上用材、结构单调，又兼缺少历史积淀，余韵不足。

　　真正有价值的是古桥。同样是《陶庄镇志》中，记载的古桥多达35座，可以想象，还有更多的古桥消失之后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考无可考。这几乎是人类文明中众多已经散佚那部分的一个简洁象征。

△北宋政和年间建造的登瀛桥

（朱同庆于年摄）

　　数目虽然多，然而时间、风雨、灾祸、战争等等诸种原因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，使大部分的古桥都已湮没不见，仅仅留下一个名字，或者留有一处在传说和记忆中的遗址。

　　迄今为止，陶庄仍保持着的古桥有4座，除众安桥（即冯家桥，建于明末清初）、普安桥（纵跨夏河、体字两个自然村，建于清代）外，流庆桥和积善桥更有代表性。还有1座古桥——登瀛桥，解放后几经改造，面目不复如初。

△清乾隆六十年（）重建的流庆桥

　　流庆桥，即永庆桥，为单孔拱形古桥，南北向纵跨在陶庄集镇北端柳溪河上。这座桥是陶庄最古老的石桥，始建年代已不可考，其初名也不可考。

　　目前所存的流庆桥，也经历了多番修缮。

　　其中，宋嘉定年间（-），乡人陶大猷对此桥作了一番重建，并命名为流庆桥，遂沿用至今。乾隆六十年（），流庆桥再次进行较大规模重建，奠定了目前的流庆桥格局和模样。在桥墩上各有石雕螭首一对，桥的东、西两侧都有桥楹，东向为：“源远流长飞扬□彩虹，祥迎庆集仿佛□登流”，西向为：“翠柳拂长溪平分八字，苍龙临下界绕护三清”。东向的桥楹中两句各缺一字，均为第六字，但这对楹联中的各第三个字，却暗藏了桥的命名由来。而西向的桥楹中首句暗藏了桥所在的柳溪之名，还为这座带来了一个别致的俗称：八字桥。这有民国初陶庄镇人周芷畦《柳溪竹枝词首》之四为证：“八字桥分八字形，八新街试黛螺青。依家新制十眉曲，谱与郎君带酒听。”

△建于清乾隆六十年（）的积善桥

（年摄）

　　据清光绪本《嘉善县志》载，乾隆六十年（），在重修流庆桥的同一个年份，陶庄开始建造另一座保留至今的古桥：积善桥。

　　这座意在劝诫人们的桥东、西走向，建在陶庄集镇净池漾之南，横跨大吊港。

　　这座桥也有南向和北向两副桥楹，但时间对这座桥的磨损显然更为厉害，这两副桥楹中仅剩一句保存完整：“降祥可必无他道”，另二句均各湮灭一字，最后一句漫漶不可认，字迹已全毁。殊为可惜。

△流庆桥顶正中的定心石

　　走笔至此，笔者突然跳出了对桥之存废的 　　在《陶庄镇志》中提及的35座古桥中，带“庆”字的有流庆桥，带“善”字的有积善桥，带“丰”字的有岁丰桥、丰登桥，带“福”字的有安福桥、万福桥，带“恩”字的有迎恩桥，带“济”字的有普济桥、永济桥，带“春”字的有万春桥，带“秀”字的有环秀桥，带“安”字的有安义桥、众安桥、普安桥、西安桥，带“宁”字的有普宁桥、永宁桥，带“德”字的有存德桥，带“佛”字的有万佛桥，其他还有登瀛桥、羲和桥、将军桥、寿老桥、黄金桥、宝林桥等。看起来色彩是那么繁复。

　　这一番抽取和细看，使我突然意识到它们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密码：

　　在时间维度上，与解放后流俗的桥梁命名相比，它们显示出自身的伦理定力（与此相应的是人的命名在时代进程中的有趣变化，可堪参照）；

　　在精神维度上，这些古桥名字暗示和寄托了陶庄人几乎所有古老而朴素的精神追求，它们身上安放了陶庄人的所有愿望，直白，有力，大红大紫，大福大贵，令人想到张贴在墙壁和灶头上的年画，粗糙而充满了勃勃生机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这些古桥，负载着道义的桥，终究敌不过时间。假设一下，如果这些桥仍然存在，人们仍然每天从上面走过，那几乎是一副最动人的景象：它们勾连起了一种古老的生活，活着的生活，有情有义的生活。

　　但一切终究敌不过时间。

　　对生活的美好向往，除了拥有清澈如许的水之外，还通过这水上的桥梁表现出来，蔚成奇观。如果顺着历史一路漂流而下，在这水之上，在桥之边，甚至衍生出另一个传奇：铁。

还有铁

　　让陶庄真正名扬天下的，是迄今时间只有三十多年的，历史如此之短的废旧钢铁市场。它仍然与水有关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回望陶庄废旧钢铁市场的形成，起因于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首先到上海、江苏等外省市开始市场探险的运输船只。

　　陶庄水系发达，与沪苏相互通连，这些运输船只借助这一便利，将制成的泥坯、砖瓦不断外运。在外运途中，他们发现上海、苏州等大城市一些工业厂经常将铁屑、刨花等工业下脚料倒在河边。几乎是下意识的行为，他们运回了这些下脚料，而且意外地发现供销社竟然愿意收购。

　　虽然收购价格极为便宜，生铁每斤卖3分钱，熟铁也不过5分钱，在一个劳动日分红多至1元左右、低至0.2元的年代，这薄薄的外财几乎是打开了一扇意外的财富窗口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第一家从上海运回铁屑的是丁家大队的唐家浜社员。

△20世纪80年代净池漾水上废钢铁市场

　　其时，联产承包责任制尚未推行，私自销运废旧钢铁仍属不法行为，尤其是废旧钢铁在国家层面被称为“战略物资”。县人民政府干脆发布了“打击投机倒把，禁止废钢铁自由收购”的布告。面对丰厚的利益，农民们不肯放弃机会，将废旧钢铁的收购和销售转入地下，时称“地下经销”。时代的博弈终究走向更加开放的一边。

　　年，随着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县物资局设立了“废旧金属回收站”，在乡、村可以同步设立“废旧金属代收点”。至此，废旧金属交易获得了合法的出生证和成长证。

　　正如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、流行音乐、收音机、喇叭裤、墨镜等等那么多奇异的事物，一旦冒出来，就势不可挡，陶庄的废旧钢铁市场几乎爆炸式地成长。它在水面上的顶点是净池漾水上交易市场。

　　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，每天在净池漾进行交易的船只多达余艘，由于交易过于兴盛，近百亩的净池漾无法容纳，于是交易的船只向净池漾四周的河道不断延伸。这些交易船只上的人都从传统的农村劳动中脱离出来，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从事废旧金属的交易。

　　组成这支交易大军的人有：夫妻档，父子档，兄弟档。船只也不断升级，一开始是手摇船，慢慢慢慢地出现了挂浆机，3吨的船变成了5吨，5吨的变成了10吨。

　　当然，最最重要的是交易带来的收入的巨大变化：

　　当时陶庄涌现出了一大批“万元户”，是嘉善“万元户”最多的乡镇。想想看，那个年代，在农村，“万元户”，是一个多么光辉的称呼！

△净池漾全貌（于年10月摄）

　　废旧金属交易市场的3.0版本不在水上，而在陆上。

　　差不多进入了九十年代，废旧金属交易继续上升，净池漾已经完全无法容纳，同时乡镇公路建设拉开了大幕，新建的公路马上显示出了优于水路的特点：速度更快，通达范围更广。而且采用陆路走，便于经营户一时卖不掉的废旧钢铁进行仓库囤积，摆脱了既风餐露宿又流动性大，不便交易的状况，还避免外来客户采购废旧钢铁找不到经营户、找不到人而失去交易良机。

　　这一交易方式的转变，不但在形式上实现了由“一船铁、一锅端”到“分门别类”的升级，人们将分散收购而来的废旧钢铁，进行详细具体的分类：铁屑，铁皮，眼子铁，生铁，边角料，特种合金钢，机器废旧零部件等等，更在行业内部实现了产业的延伸，催生了一批五金冲件、圆饼切割等半成品加工企业，形成了一批不锈钢、不锈铁、铜等有色金属交易户，更搭起了行业内部明确的服务业工种分布：称重地磅，吊机，运输货车，短驳船只，轧平剪板，车床，刨床，金属元素鉴定，装卸劳务等等。

　　据现有的资料，陶庄的废旧钢铁交易市场，八十年代中期起步，到年，整个市场交易额突破1亿元，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

　　20年之后，到了年，整个市场及延伸产业形成了50亿元的总交易额。

　　同时，企业中也产生了卓越翘楚者，大隆合金钢有限公司生产的特种钢广泛用于航天、航海、核电、石油等领域，曾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三艘载人飞船“神舟七号”发射架3个套筒，提供吨合金钢原材料。

　　陶庄，这块到明代即已境内“四邻无不耕之土”的熟地，得益于水，顺势开出了如此奇异绚烂的“铁”的花朵。它在本质上探索了人类资源的再生之路。

如水的善德

　　先讲圆觉禅寺的故事。

　　作为陶庄最古老的寺庙，圆觉禅寺始建于宋景定三年（年）。这一年，杭州灵隐古寺的如照禅师为了弘法度生，经过百城烟水，遍历多方，于柳溪北畔结庐隐修，苦心劬体，乞食诸方，立愿募建刹宇，创建了禅寺，名为“圆觉”，并沿用至今。

　　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风雨，圆觉禅寺至今仍保存完好。而同年建造的洪泽庵则已不复存在。

△始建于南宋景定三年（）

重建于~年的圆觉禅寺

　　圆觉禅寺坐落于陶庄集镇老区北面，靠近汾湖，再往北，则有更大的淀山湖，寺庙占地三十六亩，在明、清两代盛极一时，是汾湖周边最著名的寺庙之一。

　　极盛时，据《荷雨轩记》载：寺内建有“净池春晓，圆觉谭经，松风马伴，荷雨生声”四景，既是四周乡人日常礼佛的重要场所，也是风景秀美的名胜之地。

　　元代大诗人杨维桢曾在诗中生动地描绘过圆觉禅寺：

　　圆觉招堤隔市暄，潮音满座自晨昏。

　　雨来宝地天花坠，风动珠林贝叶翻。

　　供养奇方凭白鹿，斋分珍果仗黄辕。

　　从今结却渊明社，净土修持礼法门。

　　在时代的动荡里，跟大多数寺院一样，圆觉禅寺也陷入沉浮。解放前后，寺院香火衰落，特别是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浩劫，寺院主殿被拆作他用，经像法物毁损遗失，寺院建筑公剩天王殿和偏殿。

　　它的重生要等到年。这一年，圆觉禅寺正式对外开放，延请上海根宗法师来寺主持寺务，并启动了绵延至今的宏大建设。

　　计有：

　　年建自在楼、功德堂、自在观音殿等，年建“三宝楼”，即上层表佛“千佛阁”，中层表法“藏以楼”，底层表僧“迎宾室”，年建白玉石报恩塔及铸千佛阁宝鼎，年建居士齐堂、五观堂、上客堂并新塑新大殿十八罗汉像、文殊菩萨、普济菩萨，年重建大雄宝殿，年11月3日大光明殿、药师殿佛开光，来自苏浙沪寺院代表和境内群众近万人参加，年建弘法楼（罗汉堂）、女众别院、居士寮，年建大放生池、大牌坊并有余佛教信徒参加罗汉开光盛典，年始建万佛宝塔。

△始建于元代，重建于年的云台禅寺

　　其实陶庄不独圆觉禅寺。汾湖的美好佳景，吸引了历代众多僧人来此建寺庙，除了已废的水月禅院、洪泽庵、圆明庵、清宁道院，云台禅寺和圆觉禅寺一样，重获生机，如今香火繁盛。

　　聊记一笔的是，水月禅院不仅在明末清初吸引了松江陈子龙、苏州杨廷枢、吴江吴日生等人聚会密谋抗清大计，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吸引不少爱国志士在此秘密集会。谁能想到，在禅院钟声里，竟深埋着历史深处的一腔热血，并获得了这样的结果：大义成善。

△袁家埭“袁了凡”故居

　　再讲袁黄的故事。

　　与寺院僧人弘法扬善和志士义人求取独立的大善不同，袁黄（俗称袁了凡）在道德践行的意义上，编织善学，并力行善道。

　　袁黄世居陶庄镇陶东村袁家埭。虽经百年沧桑，袁黄古宅遗址尚存。袁家墙门远近闻名，巍峨的门楼，古朴的石码头，精美的木雕和石雕。袁家古宅的地理位置独特，两头都是湖泊，闹中取静，静中见活。端的是好风水。

　　据《袁氏家训丛书》卷1《家难篇》记载，袁家“世居嘉兴之陶庄（今析归嘉善），元末家颇饶”，家族大约有多亩土地，可见袁家十分殷实。但是，袁家当时卷入了致命的政治斗争，翻检历史，大致可以搜索出这样的线索：元明易代，朱元墇死后不久，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皇位争夺战，史称“靖难之役”，最终燕王朱棣获得胜利，夺得大位。

　　当时袁家因与反对燕王的人黄子澄有很深的交往，受到牵连被抄家。袁了凡的曾祖的父亲袁顺幸免于被捕，开始四处奔走逃亡，最终定居于与嘉善仅隔一汾湖的江苏吴江，并一度改姓。到了袁了凡的曾祖袁颢，干脆作了吴江县徐氏的女婿，入了吴江籍。

　　有关这件事，袁颢在《袁氏家训丛书》中记录道：“（永乐十一年）黄子澄一事后，携家眷同往吴江，以训蒙为业……洪熙元年四月，有复还田土之令，吾父始返陶庄，予始复袁姓。”

　　另按袁嵩龄《赵田袁氏家谱续刻叙》云：“吾家旧住陶庄，族类蕃衍。经家难，迁徙流离，遂衰弱。”家族隐痛一直埋藏在后世子孙心中。

　　但即便如此，袁家依然在历史的风浪中挺了过来，据清?光绪《嘉善县志》“人物志”中所载，列传或在传记里提到与袁黄有关的有不下十人，上可追溯到袁黄四世祖袁顺，下可延伸到袁汝淦、袁泽等袁黄的十世孙，实为名门望族。

△袁了凡

　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袁黄作出了远离政治的独特选择，度过了他辉煌的一生。

　　《了凡四训》开篇即说：“余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谓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习一艺以成名，尔父夙心也……”

　　根据他自己的记载，在遇到云谷禅师的第二个时刻，袁黄福至心灵，走上了德修行善的圆满之路。

　　这条道路，综合起来看，是一条袁黄自己身体力行善事的道路，是一条将善事善行如水波一样向四周扩散的道路，是一条将善行上升到善书善学的理论高度的道路，是一条以善书善学引导形成善举运动的道路。

△《了凡四训》

　　我常想，名门望族以其自身的精神创造、伦理行为、生活实践，在一个地方形成丰厚的精神财富，这是人类所有地域共有的现象。

　　陶庄历史上，陶文斡迁居柳溪形成了陶庄集市，绵延至今近千年，而袁氏家族则散布了光辉的善学思想，影响波及东南亚、日本、韩国甚至更远的西方，其恩泽更是绵绵不绝。

　　虽然袁家埭如今只是陶庄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，然而善的种子始终扎在这块土地中，在周围变动不居的流水里。

△夏河村大浜口的“永禁牌”

　　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：民国时，陶庄镇夏河自然村曾树有一块“永禁碑”，村民们规约“永禁：鹅鸭放河、埂树斩伐、垃圾投河”，三件事虽然皆是小事，却潜移默化，生动地体现了夏河人对水的敬畏态度。

　　此碑曾一度坍沉于大浜老桥洞河底，今打捞清洗描红后，又复立。

　　凡此种种，陶庄最好不过地诠释了：积善之乡，上善若水。

水边的诗文画

　　自宋以来，陶庄一直保持奇异的文化繁荣之状。不仅民间文艺格外发达，创造形成了田歌、宣卷、莲湘、赛歌会等艺术形式，而且袁黄家族世居陶庄，“元季四家”之一的大画家吴镇也与陶庄有着若隐若现、千丝万缕的关系（吴镇画过汾湖的渔村、渔隐和渔父图）。

　　这一切，也许都与那么好风好水的汾湖有关。

△两本汾湖旧志和《柳溪竹枝词》

　　第一个与陶庄和汾湖直接有关的历史文化名人是元代的赵孟頫。自元大德四年（）起，通州文人钱重鼎，在汾湖东滩筑室定居。这时，他的好朋友，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为他画了著名的《水村图》。延佑元年（），钱氏撰《水村隐居记》，成为千古佳话，在江南文苑中传诵至今。

　　这里，《水村图》是一个异数。

　　它是一幅长长的手绢，绢布上是汾湖的水墨山水。虽然《水村图》与赵孟頫的另一幅名作《鹃华秋色图》相差无几，但相比之下，更有元代典型山水画萧疏淡远的特征，已经具备了新颖的面目：

　　那是一片淡远的水边风光，林树清幽，水光苍茫处，茅舍掩映，远山遥接，笔墨挥洒，随心所欲。

　　《水村图》的珍贵，除了艺术上的成就外，还在于其难得的历史价值，自画成至今，题咏不绝，呈现出一幅清晰的流传史。

　　此画曾被清宫内府收藏，乾隆皇帝题词并盖章，堪称国家级文物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末代皇帝溥仪逃亡途中随身携带此画，因日用开支不够而卖与民间。

　　六十年代初，民间收藏者竟以八千元卖给故宫博物馆，得以重归国家。艺术珍品，辗转流离，终未湮没。

　　不仅《水村图》有如此跌宕起伏的历史，它还衍生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“水村图”系列。

　　清代魏坤率先画了《水村第二图》，其后徐虹亭、李南溟各自画《水村第三图》，郭频伽画《水村第四图》，到了民国时期，南社成员周芷畦画《水村第五图》。这是一个艺术衍生的奇观。

△《分湖志稿》书页

　　紧随其后的是元代另一个著名文人，杨维桢。

　　据《陶庄镇志》载：元至正九年（），三月十六日，北芦墟士绅顾逊邀儒学提举杨维桢、甫里陆宣、大梁程翼、金陵孙焕、云间王佐、吴郡陆恒、汝南殷奎等七名士，带珠帘氏、金粟氏两歌妓坐楼船“钓雪舫”朝出武陵溪、过伍子滩、至汾湖，下午舟至龙王庙（分泽庙）直抵柳溪，出柳溪，过登瀛桥十里许至芦墟。尽情游玩之余，杨维桢作《游分湖记》，阐述了“分湖”一名的由来：“湖分而半，一属嘉禾，一属姑苏，故名分湖云。”《游分湖记》中还说：“朝出自武陵溪，过伍子滩二里许，北望见……西顾村也。”这是最早提到了伍子滩的历史典籍。

△汾湖（陈少华摄）

　　杨维桢不仅歌咏汾湖，其诗文对陶庄也多有记颂。他有一首诗题目直接就叫《陶庄诗》：

　　村落成行市井连，日中云集自年年。

　　刀锥有利图衣食，贸易无人索税钱。

　　渔鼓画桥杨柳外，酒旗茅店杏花前。

　　陶家义塾闻相近，教子何须孟母传。

　　诗中既有对陶庄集市、村落、风情的描绘，更有对陶文斡创办陶家义塾的壮举大加赞美。在另一首诗中，他写道：“翠岩亭下问棠梨，上客同舟过柳溪。”虽然游玩的是汾湖，却记下了“柳溪”，陶庄的前世。

△周斌墨迹

　　现在重新回到作《水村第五图》的周芷畦身上。周斌（-），字芷畦，号汾南渔侠，南社成员，居住在汾南草堂（今汾湖村徐河浜）。年，周芷畦成南社成员在歇浦雅集。

　　这一年，周芷畦写下了大型组诗《柳溪竹枝词》，共两部，第一部首，第二部50首。

　　《柳溪竹枝词》在风格上类似于朱彝尊所撰的《鸳鸯湖棹歌》，咏汾湖和柳溪一带的风物风情、历史掌故，整个组诗清新可喜，得到了南社成员的高度评价，纷纷为之作序。

　　柳亚子（吴江人，居汾湖之北胜溪，曾与毛泽东诗词酬唱）在序中说，“今吾友周芷畦复撰《柳溪竹枝词》百首……从此一湖南北棹歌相闻……”

　　丁清藩（同里人）在序中说：“《柳溪竹枝词》百余首，其中风俗物产之巨，掌故事实之详，为吟咏家所罕及。然此特咏一乡耳，推而广之……有不与两京三都子虚长扬争采乎……”

　　周文炳（同里人）在序中说：“分题而咏，得百余首，是岂状风土写物情仅为一时游戏笔墨乎？而掌故所在，寓之歌谣，后之览者……”

　　除了作序称赞，更有不少同道、乡邑作《赞周君诗》。

　　杭州诗人丁在三写道：“流水无情不计年，新词一卷柳溪传。莼鲈归思秋风里，明月西湖几度圆。”

　　同里人秦炳奎对周芷畦的赞美达到了顶点：“驷桥唱过乐淘淘，铁笛吹残月影高。漫说陆宣成绝调，汾南今也有词豪。”

△魅力汾湖——汾湖（江建平摄）

　　而汾湖，在自然和人文交相辉映下，在历史上曾形成了著名的“汾湖八景”：蒲滩鸳鸯、平湖书院、胥滩古渡、朱桥牧笛、汾埂渔舟、巡楼更韵、泗洲晓钟、汾泽龙潭。

　　在浸透了文化汁水的儒雅名称中，饱含了名人事迹（伍子胥、陆氏义塾）、佛教文化（泗洲晓钟）、制度变迁（巡楼更韵，即汾湖巡检司楼）、美好传说（蒲滩鸳鸯、朱桥牧笛、汾埂渔舟、汾泽龙潭）。

　　除了这“汾湖八景”，另有历代先贤八人（汾湖流域陆大猷、陆行直、袁黄、叶绍袁、洪祖烈、李枝芳、陆耀、郭频伽等8人）被后人尊为“分湖八先哲”。

△年12月建成的汾湖穿堤（年摄）

　　从人文角度看汾湖的历史，大致可以分作两段：

　　吴越之时的两国界湖和秦统一后的名胜之地。

　　秦统一后，因汾湖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特殊，许多文人墨客仍对它情有独钟，从而成为了观赏性湖泊。

　　宋元时期，汾湖已是江南著名的风景胜地，文豪大家，纷至游览，其风俗一直延伸至民国。除了赵孟頫画了《水村图》，杨维桢写下《游分湖记》，明末清初的江南大才子冯梦龙（—），在太湖流域收集的大量民歌中，有多首民歌是在汾湖一带的市镇和农村采集的；年底，柳亚子泛舟分湖后，追杨维桢之踵，又留下了一篇《游分湖记》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汾湖即将进入更高意义上的旅游顶层设计规划。它又将催生怎样的全新的诗文和艺术？

（说明：文中涉及汾湖处，一般表“汾湖”，但有时表“分湖”，略有不一致处，盖因尊重历史文献原貌之故。）

诚挚感谢本文作者

本文略有删减

感谢所有拍摄美丽陶庄的摄影师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