棂星门（网络图）

古代官府兴办学校，主要传授儒家学说，因此称作“儒学”。府一级的儒学称作“府学”，州一级的儒学称作“州学”，县一级的儒学称作“县学”。

费县古称“学道之邦”，一向重视文教，很早就建有县学。清代《光绪费县志·卷一·风俗》说：“其好学，犹愈于他俗”，“学校颇重士气，乡里犹余古风，守耕读，急赋税，婚姻不论财帛之多寡，设教不计束脩之厚薄，犹有先王之遗泽焉”。福建晋江人、费县知县陈棨伦，称赞费县是“学道名区，由来尚矣”。

县学是供生员读书的学校。士子们经过童试录取之后，获准进入县学读书，谓之“进学”、“入学”或“入泮”。县学内的士子，称作“庠生”、“生员”，俗称“秀才”。生员们在县学之中读书学习，以备参加乡试考取举人。

费县的县学，又称“学宫”，在县城南关，慕曾街东侧，也就是今天的“龙门豪庭”居民小区一带。据《光绪费县志·卷六·学校》记载，学宫“创建莫详所自，按旧碑志，宋、金之际毁于兵燹”。由此可见，费县的学宫，至少在宋代就已兴建。金代皇统年间（年-年），费县县尹颜某在原址创建新的学宫，房舍比较简陋。

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（年），县尹张礼兴建学宫正殿。大德元年（年），监县牛牛修建东西两庑和大成门；大德三年（年），县尹王德继续修建，终于竣工，费县东固村（今属平邑县地方镇）人、武德将军王义美为学宫落成题字立碑。延祐三年（年），县尹李世英重修。至治二年（年），县尹黄仲义重修。泰定二年（年），县尹郝源重修，著名文学家、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为作《重修费县学记》（又名《费县重修孔子庙记》）。至顺四年（年），县尹韩子元重修大成门。元统、至正年间（-年），县尹李忠敬、董克忠相继修葺。元末毁于兵乱。

明代洪武十二年（年），知县尚贤重建学宫。天顺六年（年），知县朱正重修。成化十二年（年），教谕张律重建明伦堂。弘治十五年（年），知县杨惠重修。正德二年（年），知县江环重修。嘉靖年间（-年）知县刘镇、傅尧臣、冯俨，隆庆年间（-年）知县赵经，相继增修。万历二十一、二年间（、年），知县刘谊、吴从礼重修，邑人王雅量为作《重修县学明伦堂记》。万历四十年（年），知县杨于庭重修，王雅量又为撰写《重修学宫碑记》。

清代顺治五年（年），知县魏裔鲁重修学宫。康熙十五年（年），训导胡连重修。康熙二十年（年），教谕李瑞重修。康熙四十八年（年），知县朱约重修戟门。道光二十四年（），知县李沣重修。同治八年（年），知县周丕沣重修，山东日照县进士、江西铅山县知县李伯忠为作《重修学宫碑记》。

费县学宫内的建筑，有大成门（旧称戟门）、大成殿（即文庙，五楹）、泮池（在大成门外）、东西两庑（各七楹，共十四楹）、名宦祠（在泮池东）、乡贤祠（在泮池西）、棂星门（在泮池南）、照壁（在棂星门外）、两便门（在大成殿两旁）、明伦堂（五楹）、尊经阁（在明伦堂后）、敬一亭、庠门、崇圣祠（又名启圣祠，三楹）、节孝祠（三楹）、学署（在节孝祠北，东为正斋，西为副斋）等。

此外，学宫在南郭门外还有一处习射之场“射圃”，建有“观德亭”，取自《礼记·射义》“射者，所以观盛德也”。

《明史·选举志》记载：“天下府、州、县、卫所，皆建儒学。教官四千二百余员，弟子无算，教养之法备矣。府设教授，州设学正，县设教谕，各一。俱设训导，府四，州三，县二。生员之数，府学四十人，州、县以次减十。师生月廪食米，人六斗，有司给以鱼肉。学官月俸有差。生员专治一经，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设科分教，务求实才，顽不率者黜之。”

据《万历兖州府志》记载，明代的费县县学，设有教谕一人，训导二人。清代的费县县学，设有教谕、训导各一人。他们被称为“学官”，也称作“学师”，负责本县的教育、考试等各项事务。成化年间的张元魁，万历年间的王维翰、施伯祚、王家栋，清代康熙年间的李恕、李瑞，道光年间的郭贞复，嘉庆年间的张大苏，同治年间的朱凤声，光绪年间的刘宝鼎，都是在费县比较有影响的教谕。

县学的生员，主要分为廪膳生（简称“廪生”）、增广生（简称“增生”）、附学生员（简称“附生”）三种。都有固定的名额。费县县学另有武学生员，称作“武童”。《康熙费县志》记载：“费旧无武学，自明崇祯乙亥年，始开武童子试。试以骑射、策论，考入额数减文童之半，附于学宫。皇清因之。”据史料记载，清代的费县县学，有廪生20人，增生20人，入学文童12人，入学武童8人。

县学的学制，宋代为1年，明清时期没有固定的期限，直到考中举人或主动退学，或者被开除为止。教学周期以一旬（10天）为单位，学习9天，休息1天。不过，休息日往往还要到“射圃”练习弓射。每月考试1次，称作“月考”。每年举行1次升学考试，称作“岁考”，成绩优异者，经州学审核合格，可以升入州学，以外舍生的身份继续深造。

生员如果长时间未能考中举人，便逐步由附生升增生，由增生升廪生,由廪生选贡生。贡生分拔贡（每12年考选1次）、岁贡（每年选1次，按在学时间依次选补）、恩贡（无定期）、优贡（无定期）、副贡（每3年举选1次，由乡试取得副榜的生员中选送）。

“廪生”除了享受每天的免费廪膳之外，还免除差徭杂役。“增生”没有免费廪膳待遇，但是可以候缺增补为廪生。“附生”是“附在诸生之末”的意思，指新入学的生员，随着考试成绩的提高，可以逐步升为“增生”和“廪生”。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够考进儒学成为生员，据统计，明清两代，童试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左右。

考上秀才之后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，主要包括日课、月考、季考、岁考、科考、观风（所谓“观风”，是指学政大人亲自给考生出题，测试他们观察现实问题、思考政事得失、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，借此选拔贡生）等。县学的教谕和训导，每天给生员授课，指导他们学习。因为国家规定科举考试的试题要取自“四书”，议论也要以南宋理学家朱熹等人注释的儒学经典为准，所以授课内容主要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特别是要每天练习撰写八股文。知县也经常到县学指导工作，亲自给生员授课。新上任的知县，要在到任后的第二天，到学宫朝拜孔子牌位，视察县学工作，并召集生员讲书。

一省的最高学官叫作“学政”，在任三年期间，按规定要对全省的生员考试两次，即所谓“三年两考”。第一次考试称作“岁试”，轮流在所辖府州举行。凡府学、州学、县学之附生、增生、廪生，皆须应考。

岁考为学政之主试，限令十二月考完。明清时期，官府对参加岁考的生员，实行“六等黜陟法”，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，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，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，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，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，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。并有“青衣”、“发社”两个名目，是对考劣等者的降级处分，由蓝衫改着青衫曰“青衣”，由县学降入社学曰“发社”。

考一等者，廪、增停降者收复，增、附、青、社俱补廪生。考二等者，廪生停廪、降为增生者，恢复廪生资格，降为附生者恢复增生资格，增生补为廪生，附生、青衣、发社者补为增生。考三等者，廪生停廪者收复候廪，降为增生者不许恢复，增生降为附生者收复，青衣、发社者恢复附生资格。考四等者，免除廪生资格，责令停饩，增、附、青、社都要受到拷打责罚，不许科考，乡试年只准录遗。考五等者，廪生停廪，原停廪者降为增生，增生降为附生，附生降为青衣，不许科考录遗。原来的青衣降入社学，原来降入社学者黜革为民。考六等者，廪生十年以上与入学未及六年者降入社学，廪生六年以上与增生十年以上者发本处充吏，其余黜革为民。

发落时，先拆六等卷，唱名给看收缴，谕令先散。之后依次拆看五等卷、四等卷、三等卷、二等卷、一等卷。教官率领诸生听候，领出试卷，唱名给看，分别赏罚。一、二等赏绢纱、绒花、纸笔墨，三等前十名赏纸笔、纸花，四等以下按规定处罚。用鼓乐导引一、二等由中门出，三等由东角门出，四、五等由西角门出，发落不到者革去顶戴。

所有生员必须参加岁考，不得缺考。如果因故缺考，勒令限期补考。如果缺考三次，则革去生员资格。附生入学已三十年，或年届七旬，以及患重病者，可以免其岁试，但是不准参加乡试。

学政举行的第二次考试为“科考”，是确定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。考试结果也分为六等，成绩一、二等者可以参加乡试，三等不能参加乡试，四等以下给予挞责、降等、黜革等处分。其递补廪生、增生各节，与岁试大致相同。

　　岁考、科考的考试题目，清初均为四书文二篇、经文一篇。雍正六年做了修改，岁试四书文二篇、经文一篇，冬月减四书文一篇；科试四书文一篇、经文一篇、策一道，冬月减经文。乾隆二十三年，改为岁试四书文一篇、经文一篇、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、默写《圣谕广训》一则；科试四书文一篇、策一道、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、默经一段，默《圣谕广训》一二百字。

据《光绪费县志》记载，费县县学所藏图书有：《上谕》二部，《上谕》又二部，御纂《周易》一部，御纂《书经》一部，御纂《诗经》一部，御纂《春秋》一部，御纂《性理》一部，钦定《文章》一部，钦定《明史》一部。这些图书，全都存放于尊经阁内。

学宫的经费来源，主要有三类：一是官府的拨款。在封建社会，国家没有专项经费用于官学的日常开支，但每年仍以若干名目，为官学列支一定数额的经费。正如明代崇祯年间费县知县周培忠所言：“国用虽诎，何至薄及圣门！”明代《万历兖州府志·卷十五·户役志》记载，费县官府每年的“银差”开支共计二千一百六十五两五分白银，其中“祭祀银：文庙四十两，启圣祠三两六钱，名宦、乡贤祠各二两”，“斋夫：教谕、训导二员各二名，每名十二两，共银四十八两”；官府每年的“力差”开支共计一千三十九两七钱白银，其中“教谕、训导二员各一名，文庙一名，俱每名三两；启圣祠、敬一亭、名宦乡贤祠共一名，银二两”，“教官、文庙、启圣等祠，俱每名打讨银六两”；等等，都是拨给县学的款项。

清代《康熙费县志·卷之四·赋役》记载：“儒学训导一员，又复设教谕一员，共二员。二员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；斋夫三名，工食连闰银三十七两二钱；膳夫二名，工食连闰实剩三分之一，银一十三两七钱七分七厘八毫；门子二名，工食连闰银一十四两八钱八分。”此外还有“文庙香烛银”、“廪生廪粮”、“新官到任祭神等项”、“贡生迎贺旗匾等项”等名目的银两。

《光绪费县志·卷四·赋役》记载，费县官府每年支给儒学教谕、训导俸银八十两，支给三名斋夫（仆役）工食银三十七两二钱，支给两名膳夫（炊事员）工食银一十三两七钱七分七厘八毫，支给两名门斗（看门人）工食银一十三两七钱七分七厘八毫。此外，还要支给文庙银一十三两六钱二厘三丝七忽，香烛银一两二钱五分，支给启圣、乡贤、名宦祠银四两九钱六分三厘五毫四丝四忽，支给“廪生”廪粮银一百七十三两六钱一毫。

学田的来源，大致有个人捐地、逆产划拨、原有庙地等几种情况。费县有个村庄叫“学田庄”，位于县城东北七里。《光绪费县志·卷六·学校》记载：“明乡耆魏炎，承其祖（魏）公济遗训，捐学田两顷七十亩，天启六年教谕屠登元撰碑记。地坐落城东七里王庄东北，先曾分赡贫生，后复归学佃种，筑有草舍、场圃，遂名为学田庄。”

学田的经营方式，采取定额租制，即丈量学田、招徕佃农、确定租额、收取佃租。学田的佃租，分为货币租、实物租、货币实物兼行三种形式。清代费县的学田佃租，每亩征缴谷米二斗五升，折合白银二钱一分二厘，比普通民田的地租要低三分之一左右。学田附近的农民，纷纷充当佃户耕种学田，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。

据王雅量《重修县学明伦堂记》，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明伦堂时，山东按察使佥事邵以仁捐赠白银一百两，费县知县刘谊捐出俸银一百两，新任费县知县吴从礼捐赠白银五十两，乡人许文进捐献大树五十棵。

县学作为全县最高教育机构，存在了数百年之久，对费县政治、文化、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。

据《光绪费县志》的记载，明代全县共考中进士8人，举人40人，武举人3人，贡生人；清代全县共考中进士13人，武进士1人，举人30人，武举人20人，贡生人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，步入仕途，担当重任，为国效力，为民造福，成为国家栋梁之材。例如明代进士张四知，官至内阁首辅；进士房瀛、彭占祺、王雅量，都曾担任监察御史和地方官。清代副贡高梦说，官至陕西布政使；进士王景禧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更多的则是担任知府、知县、县丞、教谕、训导等官职。

除了那些考中进士、举人、贡生的幸运者，还有更多的落第生员。这个数字非常庞大，仅明、清两代多年间，费县就有数以千计的落榜秀才。他们虽然没有机会步入仕途，但是已经接受了严格而正规的官学教育，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者和传承者。

费县县学之内，建有大成殿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明伦堂、崇圣祠、节孝祠等，崇奉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乡贤名宦、节孝人物，并定期举行相关祭祀活动。最为隆重的祭祀活动是大成殿的祭祀典礼，每年春秋两季仲月上丁日举行。“春秋毖祀，用以妥先圣之神灵，沛菁莪之雅化”（王雅量《重修学宫碑记》），借此灌输儒家思想，提倡伦理道德，并通过生员进一步影响社会各个阶层，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。

三是改良社会风气。费县知县史致仁认为：“从来风俗之转移，系乎人材之盛衰。欲得人材以厚风俗，非培养之不可。”（《创建高桥义学碑记》）从县官到教官，都非常重视人文教化，讲求读书明礼。《光绪费县志·卷三·宦绩》记载：“张元魁，成化间费县教谕，严正规条，士风丕振。”教官严格施教，生员深受教益，培养出很多品行端方的生员。考中举人、进士毕竟凤毛麟角，那些没有踏入仕途的生员，大多担任社学、村学的教员或私塾先生，传授儒学知识，培养恺悌君子；有的生员坐诊行医，治病救人，实现“不为良相便为良医”的人生抱负；有的生员著书立说，延续功德，传承文明；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生员，成为影响和引领一方社会风气的乡贤名流。

《光绪费县志》记载了很多优秀生员的德行事迹。明代朱鼎盛，字仲器，西庄人，“邑庠端士也，严气正性，足式佻俗”。郭庆高，字孝元，“庠生，居县南关。精医道，多隐德，求药求方者远近填门，不受值”。庠生王耕举，“谨厚自守，尝施药济贫，贵价不吝”。魏之鼐，“庠生，事亲孝，爱哑弟，育之终身。焚券施粥，人皆义之”。于进卿，地方社人，“庠生，家贫，竭力养亲。亲卒，庐墓，日夜悲号，三年病卒”。孙延脉，“庠生，慷慨有志节，城破不屈，死之”。

志书记载的清代优秀生员更多。朱得禹，“顺治八年岁贡。初任寿光训导，升四川巴县知县。严介方正。邑令黄学勤慕其‘非公不至’”。吴雍裔，字荆仲，“庠生，东流村人。好读书，讲程朱理学。事亲色养，与兄泰裔相友爱。亲殁，哀毁骨立。叔父与兄之丧，皆己任之”。王寅祚，“邑庠生，父母早故，浮柩北郊。寅祚流寓他乡，年二十六归，竭力营葬。给叔兄产，代胞兄输粮，复与田为娱老资。邑宰给匾以旌”。王适，由庠生入监，“好善乐施，贷无不应，悉焚其券。施药治疾，不受谢。众为立善士碑于北门外”。孙镇，生员，“品格端方，好济人。年荒，周乡邻杂粮三十余石，左右村庄待以举火”。王者任，字元尹，“邑廪生，候选州同。性笃厚，纯于孝友。与修府志，郡守李希贤赏其廉介”。王楠，字让斋，增贡生，“敦信义，重然诺，周急济厄，乐善好施，邑中修文庙，建书院，劝义谷，楠咸董其事。县令舒化民尝褒以‘荫垂桑梓’匾额”。孙仰岐，字桐冈，“十二入郡庠，旋食廪饩。弱冠后从教官张大苏游，同门多成进士，仰岐则终于诸生。为人外和易而内修饬，教人首重德行，宗经术，邑之士翕然从之”。

县学培养的众多优秀生员，有德行、有才能、有声望，深受本地民众尊重。他们反哺桑梓，泽被乡里，以身作则，教化乡民，起到了凝聚人心、促进和谐、重构乡村传统文化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