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广袤的淮北平原上，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镇。这些地名中，大都带有庄、集、圩、嘴等字，而濒临湖滨的“半城”却与众不同：一个“城”字，表明其非普通乡邑；一个“半”字，更显时光流逝、岁月沧桑。此名的背后，仿佛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，吸引着人们去探寻她那曾经的过往，还有厚重的人与事。

一

半城，位于泗洪县东南、洪泽湖西岸，是一个有着多年历史的古镇。她东傍安河，卧居在高岗之上，丘岭陡峭，三面环水，天然地筑起一道屏障。南郊又是岗峦突兀、树木丛生（今大新庄、刘岗处）。上千年来，在风雨侵蚀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下，今天的人们仍可观其行迹。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，这里自然是人类抵御洪水、安身立命的聚邑之所，也是诸侯建邦立国、修陵筑墓的风水宝地。相传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徐国就曾建都于此，都城亦称“大徐城”。南北朝时，因该城“土基犹存少半”，始称半城。

春秋时期，吴国公子季札出访中原路过徐国，徐国国君礼遇待客。席间徐君羡慕季札腰间宝剑，季札心中暗自允诺，出访归来即馈赠宝剑。无奈公子归来之时，徐君已殁，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而去。季札践诺守信、挂剑留徐的高尚之举远扬诸侯各国。徐地古朴淳厚、热情好客的世情风俗也代代相传。后封建朝廷根据季札“挂剑留徐”的故事，以半城为中心设立挂剑乡。据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：“大徐城，北临朱沛水。每水涨，周围浩渺，此地不没，其里名挂剑乡。”光绪年间的《泗虹合志》中说：“挂剑台，在州东百里安河西岸，距古徐子国里许，有土阜类台，即徐君墓，吴季子挂剑处也。”

挂剑乡，史上长期为泗州所辖，半城为挂剑乡的核心所在。至明朝万历年间，半城已称为“镇”，“居民有百十余家”。万历《帝乡纪略》卷三《镇集》曾说：“镇大集小，占地之广狭，居民之多少系焉。贸迁行旅之所必由，亦民生贫富之一验也。”此载说明半城当时人口逐渐增多，集市贸易较为恒常，商业繁荣初露端倪。

明末清初，世居挂剑乡的孙毓秀倜傥豪放、热忱报国，为力图抗清复明而殉难。其弟孙文标少有大志、闻鸡起舞，为平定三藩之乱，继而收复台湾立下汗马之功。

清康熙年间，淮河边的泗州城被洪水吞没，在州治寄居盱眙县山麓近百年之后，至乾隆四十二年（年）清廷“徙泗州州治于凤阳府属之虹县（今泗县城），并裁虹县入之”。泗州移治后，由于“州治偏于西北，东西袤延二百余里，疆域辽阔而又界连桃宿（即泗阳与宿迁），地濒洪湖，游匪潜入为害，时或有之，去城远而鞭长莫及也”。于是，清廷新设州判一员驻于半城镇，负责‘巡私缉匪，兼管水利”，首任州判由寿阳人霍殿鳌担任。同时，在半城添设营房一座，设立“半城汛”，将外委千总（低级武官）一员调赴半城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（年），在泗州州判张玉成的主持下，州判署在半城建成，“计大门三间，大堂三间，前后二进各三间，下房三间”。自乾隆年间始，官府经常缉匪下狱，动用各种酷刑。半城镇每当逢集时，官府就将匪徒拉赴刑场斩首示众，社会治安渐趋好转。嘉庆时期，天下承平，乡村安定，半城“商贾辐辏，居民稠密”。

半城镇东面的安河洼里分布着一块块较高的滩地，如穆墩滩、猪圈滩等。每每发大水，猪圈滩上都可以撑船捞苲草。由于半城镇一带地势较高，在湖上向半城方向望去，看见的九个岗头仿佛浮在天际线上。当地流传一句俗语，“猪圈滩头捞苲草，半城还露九岗头”。丰水的年景，洼地水流汇集，形成交叉纵横的河汊湖荡。水生植物生长茂盛，蒲草连片、芦花飞舞，鸡头菱角遍生，鱼虾满湖，真是“日出斗金”的好地方。

据《除陶迁泗朱氏族谱》记载：“朱姓始祖迁到半城附近后，在湖上捕到‘漂网’，才得以买田置地，发家致富。”漂网，指的是大网捕鱼时遇到鱼群，鱼儿多到使渔网自动漂浮上来。洪泽湖上渔产丰富可见一斑。枯水期，湖中露出一块块的滩地，土地肥沃，引来百姓开垦种植。能否丰收，全凭老天所赐，所谓“种湖地、望天收”，收到一茬，赛过岗上黄泥地上几年的收成。即使到今天，当地百姓到田里干农活，还称为“下湖”。

地方百姓将开垦种植的小麦，堆在一块较高的滩地上打场、放晒，因方言“麦子”为“MUZI”，久而久之，称这块像墩子的滩地为“麦墩”，见诸于字面写作“木墩”或“穆墩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因洪泽湖常年蓄水，当初的“穆墩滩”变成了如今的“穆墩岛”。

咸丰年间，太平军和捻军兴起，社会治安日趋恶化。为防御匪患，稍有财力的村镇均挖沟筑圩，以求自保。地处姜状岗地至高点的半城镇也没有例外，在镇的四周里外各挖一道壕沟，取土堆积成高约3米、周长3里3的土圩墙。圩内庙宇、宗祠、酒坊、店肆，衙门、学府等应有尽有。圩外壕沟又宽又深，四周村郭依附，设有四门出入。当时清朝政府同意各地设置团练乡勇，由地方绅士清查保甲，建立地主武装，强化社会治安。据《泗虹合志》记载，“咸丰十一年夏四月，匪犯半城境，人皆逃避”。同治元年（年）“二月辛未，西匪筑垒图攻半城十余日。州判吴维堃，练董、贡生许培森等筹划防守，不遗余力。复亲督练勇昼夜梭巡，目不交睫，与圩丁同甘共苦，乘间復率练出击。练董顾兆宏首先陷阵，练从之，毙贼百余名并夺获旗帜，贼败遁。兆宏以穷追被贼回扑攒刺死，圩赖保全。半城人至今颂维堃之功”。

当时的半城圩子西边，有两条大道，其中一条经崔集、石集向西通到泗州城（今泗县城）；另一条经城头、双沟到达五河、明光。圩子东门口就是码头渡口，码头内旌旗招展，风帆云集，乘舟可通清江浦、高良涧、蒋坝，以达淮扬，是一处襟淮带湖的繁华之所。清朝李应玨纂修的《皖志便览》一书记载，光绪年间，“半城镇附近，河湖、商民稠密”。

清末，在半城的衙门里，驻守着泗州最后一任州判，名叫骆兆炀，半城人称之为“骆三老爷”。他曾写信给半城西南的瓦房庄庄主，建议他沿庄挖壕沟、筑圩墙以抵御贼寇。瓦房庄圩墙筑成后，由于圩内居民陈姓较多，瓦房庄也因此得名“陈圩”。

所谓“老爷”，乃百姓对州府县衙官员的统称。老百姓俗称驻泗州城的知州为“大老爷”，驻双沟镇的州同为“二老爷”，驻半城的州判为“三老爷”。所以半城人称骆兆炀为“骆三老爷”是这么来的。

二

明清之际，不断有外来人口迁居半城，生存繁衍，开枝散叶。同姓家族之间用修家谱、盖祠堂的方式尊祖敬宗、凝聚血亲，维系感情。异姓之间相互通婚，攀结姻亲，互为表戚。在这些姓氏中，有靠几代耕作积攒的殷实大户，也有靠读书做官的乡绅豪门，还有重视教化、捐资助学的开明地主，也不乏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。

在以半城镇为中心的姓氏家族中，人口较多的为王、刘、祖三大姓。

王姓大族中又分为“南王”、“中王”和“北王”。“南王”即今半城南面大王庄的“太原王”，其始祖王信在明朝中期由太原府迁居此地。“中王”即“三槐王”，始祖王世仁生育两子，两子共有10个孙子，后代居住在半城圩门外大庄（即今雪南村）、孙园西小梁庄、龙集王圩等地。其家族祠堂设在半城大庄。清乾嘉年间，“三槐堂”王姓家族出了一位名人王卫钧。乾隆五十三年（年），年少时的王卫钧即参与《泗州志》的编修。嘉庆五年（年）他又中顺天乡试第61名举人。王卫钧博览群书，为文奇特，深受尚书汪瑟庵的赏识，被选入国子监任教。在孙园镇小梁庄的王氏家族中，至今还保存着一块清代三位主考官为王卫钧刻制的“文元”匾额。清末，王姓家族在半城圩南门外大庄偏于经商，开办手工作坊，从事粮行、染坊、糟坊等生意，家境殷实，财力雄厚。“北王”是如今孙园镇到车路口之间的大王庄的王姓一族。

刘姓一族又分为“三洼刘”与“刘岗刘”。明朝后期，“三洼刘”的始祖迁居半城镇以北的湖洼一带垦殖种地，在岗洼相间依次定居，繁衍子嗣。其中长房居后洼，二房住中洼，三房落户在前洼，休养生息至今余年。形成刘姓为主的前洼、中洼、后洼三个自然村落。年，刘姓在半城北门附近还建了刘氏祠堂。刘岗原名“刘龙岗”，位于半城镇南郊，即因刘姓在此高岭上定居而得名。

“培厚堂”祖姓一族，始祖为“士”字辈，“尧舜禹商”四兄弟中的二人在明洪武年间迁居半城西三里地，舒枝展叶形成大祖庄，即如今的祖姚村。后代逐渐扩散居住在今天的半城镇、龙集镇、青阳镇以及西陈集境内。清末民初，祖姓在半城地区家大业大，人才辈出，出了外号“老祖先生”与“祖大先生”、“祖三先生”等父子两代秀才。“老祖先生”本名祖平辉，祖姓的“林春光昌康广昭启列”等字辈就是他所排定。祖平辉生有4子，其中大儿子“祖大先生”本名祖翰英。祖氏宗祠在半城圩子的中心位置，即由“老祖先生”负责管理。

明崇祯年间，世居淮河边泗州的陈尔瞻为躲避战乱，带领家人由“旧泗板桥迁居半城”，成为半城街义门陈氏的始祖。陈氏第二代陈悦万任地方绅董，第三代陈位曾被钦赐八品顶戴。咸丰年间，第九代陈正春“屡试未售、教读乡关”，看到捻军攻打半城，国家连年战争，瘟疫大行，弃功名以学习医理，在盱眙、崔集等地行医。不久，陈正春因“故土可怀，安忍久离桑梓”回到半城，为百姓看病问诊，中和处世，“里人奉为绅董”。其长子陈国柱，考中秀才，也曾任地方绅董，民国时又任泗县五区区长；次子陈国樑精医术，善丹青、好诗词，喜弈棋，人称“陈二先生”，芳名闻于泗东，墨迹遍于城乡。陈国樑的二儿子陈家骧后接任伯父陈国柱的泗县五区区长之职，勤于政事，广交朋友。陈国柱的儿子陈家骥则随其二叔陈国樑，精岐黄之术，善管弦之乐，开中医门诊，号“陈春和堂”，后来也成为著名的中医。

居住在半城西郊何邵店的朱姓，原是明祖陵奉祀官朱贵之后。清康熙年间迁至“河梢甸”（后传为火烧店、何邵店）定居。第七代的朱进业，家境富裕，幼年即入私学，攻读四书五经，研习八股文兼学中医，善骑射，志趣广泛，精通医术，是一位贡生出生的悬壶济世者。其子朱克燦，承其父业，“百十里的乡人惠其诊治”。朱克燦的两个儿子朱启先（字再新）、朱启后在民国时更是官至区长、县长。朱家一门千指，耕医两行，曾建有土圩庄园并购枪十余支护卫，以防土匪骚扰抢劫。

半城南八里地一带是魏姓家族的祖住地。此地是半城的临湖岗岭往东南延伸到湖里的一个嘴头，因魏姓长期居住，称“魏嘴”。嘴头上岗峦竦峙，坡下黑沙遍地，南北两边均有渡口，舟楫往来停泊。嘴头隔湖五里外，有一东西向的长岗直通西边的汴河，名叫“魏长岗”。魏姓始祖魏长一在明朝时属于郡庠生，生两子，长子官职是泗州阴阳典术，二子是监生。魏姓在此繁衍生息，子孙遍布沿湖的半城、临淮、老子山、鲍集等地。清朝年间，魏姓在湖上从事船舶运输，在湖边买田置地，在半城南乡也是颇有声望和实力。

清末，半城岗下安河洼的湖地大都为当朝权臣及地方士绅所有。如：王沙滩，是海州进士朱路的财产，由姓庞的替他代管。朱路，字任庵，海州平明镇人，光绪十五年（年）已丑科进士，曾是清代皇帝溥仪的老师。赵沙滩，是泗州进士杨殿邦、杨士骧家族的财产。在临淮头，张、陈、徐三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水面，其中张家就是清末举人、崔庄人张明甫家族。

据半城当地老人讲述，清末民初，“魏长岗”滩地上土壤肥沃，水草丰茂，魏姓与祖姓为了占据“魏长岗”，双方长期对峙。由于祖姓势力庞大，当地魏姓请来睢宁魏姓与祖姓抗衡。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，睢宁魏姓家族大部分成员回老家过年，只留了18人在此看守。“祖大先生”带领家丁杀到魏长岗，魏姓寡不敌众，18人被杀。魏姓把官司打到州衙，后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。“魏长岗”也被祖姓占有并从此改名“祖楼”。当地曾流行一首儿歌：快来游、快来游，魏家长岗改“祖家楼”。翻开祖、魏两姓的家谱，其实两姓世代联姻，早已血浓于水。

祖楼位于魏嘴以南一里路远的洪泽湖中

当时半城吴姓中，据传有一位叫吴晓松的人士，轻功了得，身背铜翅膀，能够飞檐走壁。吴晓松生育了一个儿子，其妾羡慕富有人家孩童脖子上都佩戴金项圈。吴晓松为满足爱妾的愿望，外出到南京觅一达官贵人家庭的孩童，将其杀害，夺得金项圈归来，事发后吴被官府通缉。在抓捕过程中，吴晓松因为身背爱妾，行动不便，飞上屋檐逃跑时被官兵用箭射中而亡。时至至今，半城仍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泗州吴晓松、家住半城东，身背铜簸会轻功，要想抓住吴晓松，非得十万精兵十万军。”

三

辛亥革命后，废除府、州建制，泗州也更名为泗县，半城地区属安徽省泗县管辖。民国初年，泗县以下设区，区以下设乡，乡以下设若干保，保设董事1-2名，由地方士绅担任。董事下设乡约。当时泗县境内设9个区，第五区公所驻半城。半城的基层政权基本上沿用清朝的保甲制度，十户为一甲，十甲为保，一保设保长，相邻各保，设保长联合办公处（简称联保）。

年县以下设区、乡、闾、邻四级。年为了强化治安，废除闾邻，仍然恢复实行保甲制，根据南昌行营颁发的《各县区分区设署办法大纲》分区设署。区设区长，区署成为行政一级的内部组织。年，泗县境内原9个区并为5个区，第三区区署驻双沟，第四区区署驻青阳，半城仍为五区区署所在地。五区管辖的范围，北至界集，南到临淮头，西含陈圩、孙园、城头，东到安河以东的田集、吕集、应山集、金圩一带（此地在晚清民国时期亦称为“外九堡”）。五区共辖有10个联保。

前文所述的陈国柱、陈家骧叔侄二人以及青阳镇人祖孔南就曾担任过五区区长。朱启先（字再新）曾做过双沟区、青阳区区长。朱曾就读于泗县中学及南京美术专科学校，北伐时投身大革命洪流并加入了国民党。其弟朱启后也曾任过国民党泗县党部委员。上文中提到的泗州州判骆兆炀，有一个儿子叫骆再生，人称“骆三少爷”。据《泗县文史资料》记载，民国17年（年）至19年，骆再生曾任国民党泗县党部指导委员会（后称监察委员会）下属的训练委员会干事、办事员。

当时泗县的上层士绅之间派系林立，有“团派”和“明派”之分。朱启先及高铸九（今应山集张嘴人）属于明派，祖树屏（半城镇人）、尹铭卿（在泗县财政局工作，今太平镇香城人）、严子静属于团派。团明两派明争暗斗，大家见面，客客气气，人情来往也相互应酬，但在争夺职位和地盘上又互不相让。再加上军阀混战，地方秩序紊乱，水利常年失修、民生凋敝，远离县城余里的半城沿湖一带又成了老百姓躲避战乱、逃荒谋生的首选之地。据《洪泽湖志》记载：“晚清以来，每年冬季成千上万的湖滨地区或外来农民到洪泽湖砍草捕鱼，釆收菱角芡实。饥馑之年，湖上流民更是达十几万甚至20多万人。”但湖荡地区同时也成了游匪藏匿的理想天堂，至民国初期愈演愈烈。正如史书中所载：“湖滨蒲苇丛生，隐蔽几方百里，盗匪潜踞，出没扰乱，几无虚日。”半城岗下的穆墩滩、赵沙滩、王沙滩等湖洼滩地被高铸九、孙乃香、刘钜兰、魏友三等人占据。他们划分各自势力范围，设关立卡，抽厘纳税。

《湖匪老魏三》一文描述，“年农历十月初五，土匪魏友三、刘金然，潘结巴子，三股土匪0余人，包围半城附近的刘大德庄，烧毁房屋余间，抢粮食5万多公斤，杀余人，18户被杀绝”。年12月2日，《申报》又载：“五十二师长韩德勤电京，该部在宿剿匪部队，追至洪泽湖边，已将匪首刘震即荣铎击毙，魏友三负重伤。毙匪数百，虏获无算，匪部完全解决，救出肉票千余人。”上述记载，可见当时治安恶化，匪患严重到何种程度。

匪徒之中的魏友三，又称老魏三，睢宁县人，是人人皆知的“总瓢把子”。刘金然是半城前洼人。“潘结巴子”本名潘亚东，半城西北的大盛庄人，手下有匪众百余人。马馨亭负责皖东北地区剿匪时，潘部被招安。

据半城西郊花亭人、年近百岁的祖广礼老人生前（祖老于年9月去世）回忆：潘部被招安后不久，政府为消除后患，在蚌埠长淮卫将潘结巴子部缴械，潘等匪首被铡刀铡死，死时约三十来岁。潘结巴子当时有个随从叫祖富康，是花亭人。这年的农历腊月三十晚上，他经双沟、城头回半城的途中，在城头被乡练捕获。后经祖广礼老人的祖父祖廷珍、花亭甲长武云新作保，祖富康才得以回家。祖富康后改名为祖延康，做了祖树屏的勤务兵。

潘结巴子被铡死后不久，其子也被仇家、蓉花树人许家洛用绳索勒死。

在土匪祸乱的情况下，天灾也是不断。年六七月份，淮河流域连降三次大暴雨，造成特大洪涝灾害。据半城南魏嘴人魏华义老人生前回忆，强风骤雨，断断续续下了将近一个月，墙倒屋塌，到处是汪洋泽国，半城只露九岗头。经洪水浩劫后，孑遗之民，无以为生。年冬天，魏友三匪部又在半城一带骚扰近半年，连百姓的鸡狗也不放过，不少百姓逃至老子山、仁和集，以要饭为生，苦不堪言。

年，泗县地区遭遇春荒。据当年4月23日的《申报》记载，淮河流域“又遭久旱，蔓青不发，即高阜之地，潦退较早，种麦者，亦必待至六月方能收获；种稻者至九十月，始有收割。在此数月间，人民生机几绝，迩值春荒，于是饿殍遍野”。当时泗县各乡镇为了自卫，以谋捍御，在泗县城设立了团防总局，各乡设团防分局，总董由地方绅耆选充，分局局董由各乡士绅公推之，呈由县署委任。团丁则募土著丁壮承充，经费自筹自用。

民国21年5月16日上海《申报》第九版《梁冠英购缉魏友三》载：“为防患未然计，特购缉江北巨匪魏友三，生擒者赏洋三千、献魏首级者二千、通信拿获者一千，并派黄鸿忠旅严剿魏党。”

这年的冬天，洪泽湖西岸的“巨匪”魏友三被国民政府梁冠英部招安，半城沿湖一带的匪患才稍有好转。

贫穷是匪患滋生的根源。民生艰难、社会不公，百姓有苦无处诉、有怨无处申，只能落草为寇，呼啸山林河泽之中。靠团练和保甲制度维持治安，只能治标不治本。长期污秽混浊大地，也渴望来一场暴风雨的洗礼。后随着形势的骤然变化，各方力量汇集于此，似乎也成为一种必然。（未完待续）